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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方向，是如何弱化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和负面影响，形成少数强势主权货币的良性竞争和激励约束机制。过去20多年中，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欧元于1999年诞生，目前在国际货币的使用中仅次于美元。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地位稳步上升。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货币排名中稳居前三位；按全口径计算，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位列全球第三。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发展，有助于推动主权货币国强化政策约束，提升国际货币体系韧性，更有效地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025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认为，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美元的主导地位不确定性上升，欧元有望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继续朝着少数几个主权货币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格局演进。无论是单一主权货币还是少数几个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主权货币国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强化国内财政纪律和金融监管，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

　　第二个方向，是由一种超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讨论比较多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从理论上看，特别提款权能够较好地克服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内在问题，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可以更好承担全球公共产品的职能，调节全球流动性并实施危机救助，具有成为超主权国际货币的特征。但在实践上，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在政治层面上面临着国际共识和驱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目前市场的规模、深度、流动性不足，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推动特别提款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需要各成员国在政治层面形成共识，而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操作层面，需要优化机制安排，逐步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在分配和发行机制上，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配特别提款权主要用于危机应对，多采取一次性大额发行的方式，未来可增加常态化特别提款权发行并扩大发行规模。在使用范围上，需要积极推动私营部门和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在国际贸易、投融资活动中广泛使用特别提款权，发行以特别提款权计价的债券，提升特别提款权作为储备资产的作用，并建立适应大规模使用的特别提款权结算机制。

　　当前，全球金融稳定体系面临一些新的挑战。一是监管框架仍然碎片化，甚至出现“竞争性逐底”的倾向。近来，《巴塞尔协议III》等国际监管规则的执行受成员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出现摆动，可能会带来监管套利，削弱全球金融稳定体系。国际社会应积极落实已议定的监管改革措施，防范监管套利和风险跨境传导。二是数字金融等一些新兴领域监管不足。比如，对于快速扩张的加密资产市场和气候风险相关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协调不足，监管取向大幅摆动并受过强的政治因素驱动；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缺乏统一监管标准。全球需要加强监管协同，补齐全球金融监管短板。三是对非银行中介机构的监管仍然薄弱。过去20年，非银行中介机构在全球融资中的比重大幅上升。这类融资稳定性较弱，透明度较低，杠杆水平不断上升，监管有待加强。

　　在诸多国际金融组织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于核心地位，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以份额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组织，份额规模决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救助能力，份额占比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获取融资的规模。当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占比没有能够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按照已达成的共识，尽快推动份额占比调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善治理、提升自身合法性和代表性的关键。此外，在完善治理结构的同时，主要国际金融组织应进一步强化经济金融监督职能，客观评估全球和各国面临的风险，积极引导各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应加强对各国的政策引导，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